陈煜斓:林语堂是向西方传递中国文化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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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3-13 1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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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10月10日电(记者 张爽)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才识渊博、学贯中西,被美国文学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先生其文汗牛充栋,散文、随笔更是其中精华。他的《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作品,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使西方人重新认识古老的中国。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煜斓教授是漳州市林语堂研究会副会长,曾出版了《林语堂的民族文化精神》、《林语堂研究论文集》、《走近幽默大师》等著作。近日,陈煜斓教授接受记者采访,带领读者走近大师林语堂的世界。 

  以下是本次采访的问答实录: 

  问:在您眼中,林语堂是个怎么样的人? 

  答: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来评价语堂先生的话,林海音曾说过:“在20世纪,中国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和学者只有林语堂一人也。”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先生在国内影响不是很大,尤其是在50至80年代的大陆。他在海外影响很大,曾有美国人自述,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通过语堂先生介绍的。语堂先生外文好,而且他写作基本是用英文,从接受层面讲,西方人少了语言的障碍。其次,他知道西方人需要什么。西方文化的开放性、进攻性品格,有利于经济上的开拓,有利于科学上的创造,有利于个性的发展;但是它的以个体为中心的特质,也妨碍了人际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妨碍着人们在事业成功之后寻求一条精神的退路。尤其是美国,历史很短,没有什么文化积淀、累积,广义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很难进入人的精神层面。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大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尤其是儒道互补的特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的艺术、养生学等,却足以为物质上获得满足的人提供一条回归自然的途径,足以让人获得休息何安宁。林语堂向西方人介绍的中国文化,因此能受到普遍的欢迎。 

陈煜斓教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林语堂1966年从美国归来,当时由于政策影响,他回不了大陆,只能留在台湾。但是语堂先生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根在大陆,他总是强调我是龙溪人,把闽南话看得很重,到晚年还在写阪仔的山山水水,这就是一种家国情怀。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思想解放,开始重新认识林语堂。语堂研究也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发展的势头良好。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需要的是鲁迅先生那样投枪匕首式的文字;21世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世纪,需要语堂先生那种“近情”的艺术追求。 

  问:众所周知,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您认为他的幽默表现在哪里? 

  答:语堂先生首创“幽默”的译名,并积极地将这个观念推荐给中国人。但是,他说自己不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被称为大师,是由于在假道学充斥而缺乏幽默感的国度,他是第一个提醒大家注意幽默的人,如此而已。 

  林语堂的幽默是用来对付假道学,攻击同时自保的盾牌。试图卸下国人背负得过于沉重的道德包袱,争取一点不服膺舆论、政权的自由,这样的动机是值得佩服的。 

  林语堂的幽默,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油滑、搞笑。幽默,就是将眼光提升到更高层次,回头反观人类行为的一种人生观。一旦视野不同,人性中的愚蠢、矛盾、偏执、自大、全部一览无余;看透了,然后能淡然一笑,不再身陷其中。一国的文化也是如此,发展到一定程度,面对各种困境,都能从容应对,幽默于是产生。这就是林语堂介绍给我们的幽默。 

  “大姑娘穿短裙,小闺女跳高栏,使老学究掩面遮眼,口里呼‘啧啧!者者!’不亦快哉!”以健康的心态看女孩子穿短裙、劈开腿 ,自然没什么。但卫道人士却不敢卒睹,令幽默大师啼笑皆非。像这样的幽默文字,语堂笔下比比皆是。  
在幽默面前,任何虚伪矫饰,都逃不过它的洞悉,而显得幼稚。板起假道学面孔护卫礼教的人士,以及政治的丑态、政权的倾轧,经幽默的火炬一照,也就无所遁形了。由此看来,幽默非沉默,不是避世遁迹,不问世事;幽默也非油滑,不是哗众取宠,献媚世俗。 

  
  问:您认为林语堂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答:人生观,林语堂的高地人生观,这不仅影响他的行为处事,也影响他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同时期的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郁达夫等人不同,林语堂的成长过程比较特别。首先,他出生于闽南平和阪仔的一个山村里,闽南山地博大神秘、神圣纯洁的自然环境,陶冶着林语堂幼小的心灵。让他在不知不觉中以故乡的山水作为观察世界、体验生活的参照系。后来他主张在生活中“要有自由能流露自然本色,无须乎做伪”,根本的源头即在此。在《八十自叙》中他说:“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在这些影响要素里,山景在林语堂的心目中是第一位的,足见其重要性。 

  其他另外两个因素,林语堂归结为他的父亲和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有理想的牧师,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上最好的大学。在这样的环境下,林语堂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从小学到大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注重神学、外语而忽视国文,这就必然割断了他与中国文化的血脉。因而他对中国文化所知不多,后来为了洗雪耻辱,林语堂开始刻苦学习中国文化。在研习中国文学、哲学过程中,林语堂以西洋文化为参照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精髓,使得传统文化对他后来人生观、艺术观之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传统文化里对其影响最大的是道家文化,他自己常“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他说“我的天性近乎道家,多过因信仰而造就的儒家”。我认为他在道家文化里找到了最切合其性情的东西——顺乎自然与放任心灵。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希望“遨游于无何有之乡”。对道家思想的吸收,让他保持了早年的自然纯朴观念。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林语堂的人生观,那就是自然本真。 

  问:您认为林语堂的人生观对他的思想造成什么影响? 

  
  答:最重要的就是林语堂“近情”思想的形成。道家文化提倡的是人类原始的单纯,以农村孩子般淳朴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事,维持最自然的本真状态;道家还提倡潇洒与任性,是对人类天性的尊重。对于“近情”,林语堂的解释是:情为人类的天性,近情就是“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他人生观的一种延伸。但是林语堂又用“近情”来解释儒家的“中庸之道”,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林语堂站在道家的语境上反观儒家的思想学说,可见这人生观对其影响之大。 

  问:既然林语堂的人生观与他的文学创作息息相关,那么您能简要谈谈语堂先生的人生观与文学观的关系吗? 

  答:故乡秀美的山水既陶冶了林语堂的情操,养成了他观察人事万物的独特方式——“高地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使他在现实生活中时时把大自然作为他处世的参照系,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自觉追求真与诚,希望无愧于心灵,从而形成了他观照人生与观照写作的独特方式。林语堂说“文学是个人心灵的表达”。他认为,“人生在世,无一事非情,无一事非欲。要在诚之一字而已。诚便是真。去伪崇真,做文做人,都是一样。”诚和真,是林语堂人生观与文学观贯通的基点,他提倡幽默和性灵都出于诚与真,提倡文学为个人心灵的表达,这就是林语堂的性灵文学。 

  问:您认为林语堂看待女性的态度是怎样的? 

  答:受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林语堂对女性世界给予特别观照。他一反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对女性严格束缚和约束的态度,也并不完全认可西方文明中女性过于自由大胆、奔放的行为,林语堂既不强调男权,又不推崇女权,而是从女性生存方式、社会家庭的地位以及两性关系等方面来具体、客观认识。首先,林语堂对女性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和价值予以肯定,他在作品中屡次盛赞女性的母性特质是最伟大的;其次,他呼吁社会给予女性更多平等待遇,提倡两性和谐;而且他反对女性独身主义,认为嫁人是女性的最佳职业,而贤妻良母的女性是维系家庭稳定的纽带;此外,他对女性更多持同情、理解和赞赏的态度,甚至对待妓女也是充满包容。

 

 

  
  问:您觉得林语堂先生在经营小家庭时有受这种家国情怀影响吗? 

  答:有,而且有很大的影响。家,大至对故乡的情,小至对家庭的爱,都被闽南人看得很重。这种中国式传统的家庭理念不时地引导着他,与夫人细心经营者自己的五口之间。。 

  在遇到夫人廖翠凤之前,虽也刻骨铭心的恋过她人,虽至暮年都对她念念不忘,却都不能影响与夫人齐眉举案,白头偕老。林夫人当初也许是仰慕先生才华,也许是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总之是嫁了,从此便认定,只此一人。恋爱和婚姻毕竟是不一样的。恋爱可以“量体裁衣”,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寻找喜欢的人,而婚姻好似“削足适履”。如果美好婚姻有个模子,那么男女双方都得做出牺牲,不得不忍痛舍弃自己的怪癖来经营婚姻。他与夫人在1919年结婚,婚后,征得妻子同意后,将结婚证书烧掉,并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可见先生对妻子、对婚姻的责任感和坚决维护家庭的决心。尽管婚后生活清贫,但林语堂却认为,“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认为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在爱情的滋长中,男女互补所造就的幸福是可以与日俱增的。 

  看他们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不住地惊叹“长得真像啊!”,这就是夫妻像吧。都说夫妻两个相处久了,性格思维,行为处事,就连这长相也慢慢趋同,有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在照片的记忆中,在岁月的见证下,他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羡煞多少名流权贵,文人墨客。在林语堂台北阳明山半腰的家中,作为客厅与餐厅的“有不为斋”(取意“有所为,有所不为”)里,有一张椭圆形可伸展的大餐桌乃林语堂自己发明,与之相配的每只餐椅的靠背上都刻有一个小篆的“凤”字,可见先生对太太廖翠凤的一往情深。夫妻二人近六十年的风雨同舟岁月铸成的爱情长城,在时间的浸润下,弥久坚固。 

  他认为,男女在婚姻中是可以修身的。跨过婚姻,由男孩到男人,从懵懂到成熟,担当起家庭的责任。在家庭中,完全是由夫妻二人共同掌舵。对内孝敬长辈,教育子女,对外友善邻里,团结亲朋,一个家庭就是小小的国。施展“空间”大了,更能显示一个人的“才能”,也更能暴露一个人的“缺点”,但“缺点”犹如砂砾入大海,便小到不能察觉了。“才能”也罢,“缺点”也罢,二人都得共同担着。担着的同时,又想着能否为对方多担些。在婚姻中,二人都在绝对信任的基础上相互理解,彼此支持,相扶相携,互为师长,就这样琴瑟相和从银婚到金婚,再到生命的终结,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深刻。 

  小家稳,方能大家固。坚持“道德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无论对小家庭还是大家族,都是一份义务,一种担当。在本就注重家庭纽带的国度里,上承先祖之光辉,下启后世之智慧。于家,于国,意义都是重大的。 

  问:如今召开了“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您觉得林语堂研究的现状、前景如何? 

  答:林语堂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自己不合时宜,他的书主要是写给数十年之后的人看的。这话颇有预见性。相较于20世纪的饱受争议、褒贬不一的境况,随着80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解放,林语堂先生其人及其作品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被众多专家学者重新进行公平客观的界定。此次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世界上研究林语堂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是一场大型的、国际性的会议,研讨林语堂研究的最新成果。由此可见,21世纪的和谐社会需要林语堂先生的思想,林语堂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许多空白,林语堂研究也会越来越热。 

  (本文通过闽南师范大学提供材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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