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哀牢古国

    在滇西，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哀牢古国。 这个疆域辽阔、特产丰富、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300多年的战国中前期， 其开国之王为九隆。经若干代后传至柳貌，公元69年，柳貌父子率众归附东汉，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

　　哀牢古国最鼎盛时期，疆域十分辽阔， 号称东西3000里，南北4600里， 其范围大半与东汉所设全国第二大郡——永昌郡辖地基本一致。 即东起洱海区域，西止于伊洛佤底江； 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玛拉雅山南麓。

　　哀牢古国的中心地保山， 是云南重要的人类起源地之一。 在该地区的羊邑清水沟煤矿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古猿下颌骨化石， 经鉴定迄今约400到800万年。 化石颌骨形态从齿弓到齿类都具有从猿向人转化的显著特征。 此外，考古专家还发掘了蒲缥塘子沟旧石器遗址， 找到了现在已发现的最早的哀牢先民——蒲缥人。 蒲缥人距今约8000年，属于云南发现的早期智人。

　　哀牢国是由最初的哀牢部落发展而成的。随着哀牢王国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哀牢国内杂居了许多民族，哀牢民族就不再单指原来的哀牢部族，而包括了哀牢部落在内的所有“国民”。据考哀牢民族除濮系民族外，还杂居有氐羌和百越两大系。汉化以后，又有中原汉族迁入哀牢境内，与家产牢土著民族杂居，相互学习，相互融汇，使哀牢古国形成了以土著民族为主外来汉族为辅的多民族杂居的历史国度。

　　哀牢古国鼎盛之时究竟有多少人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仅从有史记载的两次内附人口看，就达到了54660户，571370人，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人口数字。
　　

哀牢古国由于历史久远，地上文物早已荡然无存，只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山水和后人根据传说修建的景点，隐约透出点远古岁月的信息——值得庆幸的是，保山地区对哀牢文化研究工作非常重视，省内外不少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很多的关心支持。目前，哀牢文化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专著、专论相继问世，哀牢文化作为以保山为中心的广大哀牢故地的历史文化的源头，已透过岁月的沉沙，初露出远古的辉煌。

　　走出神话，我们如今已能借助诸多史料及考古发现大体领略哀牢古国那悠远而瑰奇的历史风貌了： 以九隆为酋领的哀牢夷至迟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战国中后期(周服王时)，便在“土地沃腆”、“宜五谷蚕桑”、“出金银铜铁”的哀牢地创建了具有强权机制的奴隶制部落联盟——哀牢国，其立国之基在保山，统治中心或曰“国都”也在保山。由于境内水利、矿藏、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发展农业、牧业、手工业以及早期铸造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哀牢逐渐成为一个物阜民丰、欣欣向荣的文明古国。

　　哀牢人不仅把“五谷蚕桑”侍弄得好，而且很早就“知染采文绣”，技术水平也很高。史载他们用当地盛产的桐华(木棉)织出“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的“桐华布”和用优质苎麻织成的“文如续锦”的“兰干细布”，品质绝佳，多有蜀商争相运销获利，以致得到了中原及西南亚市场被误称为“蜀布”并风靡一时。

　　青铜，是人类最早开发并大量使用的一种合金，当人们在用原本只用于取暖、照明和熟化食物的火熔铸出第一件青铜器物的同时，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在炼炉之旁应运而生了。据专家考证，以今保山市为中心的古哀牢地的青铜文化当始于公元前14世纪前后，至东汉早期为新兴的铁器文化所取代，前后延续了一千三四百年，其鼎盛时期大体也就在哀牢国的存续时期。此间迄今发现的门类齐全、功用及制型各异的五百余件青铜器生动表明，几乎与中原华夏民族同步，哀牢夷民也曾以青铜铸造了边地历史的辉煌。

　　古哀牢地出土的青铜器中，除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外，尚有相当数量的以钟、鼓为代表的礼乐器和以钺、戚为代表的兵器。

    编钟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宫廷打击乐器，也是历代帝王礼事、宴辜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庙堂之乐”。云南迄今共出土以“滇王编钟”为代表的编钟36件(现存30件)，其中出自哀牢夷区的就达13件之多。这些编钟虽久经沉埋，但出土后完好如初，色泽鲜明，纹饰清晰，音质宏亮，音列井然，并有双音钟。据专家考证，其使用年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晚期。编钟的出现和使用，表明哀牢人不仅掌握了较高的铸造工艺，而且还懂得了一定的乐理知识，并在测音、试音及演奏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因为编钟对青铜铸造技术要求甚高，而特定的乐音又对每件编钟的制形、大小、高低、厚薄及合金配比等有着特殊的规定性，稍有差错都将影响其音频、音质和音响效果。

　　同编钟一样，别具一方特色的铜鼓也是上古社会的礼乐重器。云南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迄今发现六种类型共二百余具，而古哀牢地传世和出士的占了半数，其中包括5具长幼有序、“孟仲叔季”齐全的始祖型(即万家坝型)鼓和云南此类鼓的“长兄少弟”。铜鼓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标志着哀牢国两级分化的加剧和阶级关系的明朗和固定，通俗地说就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并如典籍所载成了“王、渠帅、小王、邑君”等级隶主贵族，而更多的人则沦为奴隶。

　　如果说，象征着物主政治地位的青铜钟、鼓等礼乐重器是古哀牢国阶级社会业已定型的标志的话，那么此间出士的象征着物主军事权威的铜钺、钢戚等军中重器以及刀、剑、矛、戈、矢等常规实战兵器的大量出现和使用，则生动表明，以掠夺或反掠夺、征服和反征服为基本动因的战争这种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已成为哀牢国生存及发展进程中一个经常性的“国之大事”。事实上，哀牢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于西南极边并强盛一时，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对先进固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战争的直接催化作用也不可低估：随着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逐步增强，侵略和扩张也就在所难免——“哀牢略微，自古有之”，史载哀牢王扈栗的自白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其结果是，周边一些原非九隆世系的部族也主动或被迫加盟以求得自身的生存。这样，“哀牢夷”也就由最初的九隆氏族扩展演化为“有闺濮、鸿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的庞大族群，而哀牢国的疆域则随之东扩、西渐、南伸，并最终开创了“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历史辉煌。

哀牢编钟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宫廷打击乐器，也是历代帝王礼事、宴享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庙堂之乐”。云南迄今共出土以“滇王编钟”为代表的编钟36件(现存30件)，其中属古哀牢地的昌宁一县就出土了12件之多。1964年，该县右甸坝东大横山首次出土置于一铜鼓中的编钟6件；1993年该县漭水坝西打挂山又挖出按大小递次排列着的编钟4件……这些编钟虽久经沉埋，但出土后完好如初，色泽鲜明，纹饰清晰，音质宏亮，音列井然，并有双音钟(侧敲可得双音)。

　　据专家对比考证，从纹饰上看，引人注目的“滇王编钟”的面、侧均有两两对称的蜿蜒龙纹8条，近钟口处有绳纹夹云纹一圈。哀牢编钟则以矫健的虎纹、壮拙的牛鹿纹和卷曲盘旋的蛇纹为其特色。两者钟纹虽有所不同，却属同一文化体系，其使用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到西汉中晚期，大致相当于哀牢国存续期。

　　如果说，和滇王金印一起出土的滇王编钟是古滇之王的“王者之音”的话，那么，哀牢编钟则无疑是古哀牢部落的“酋领之音”，同时也是哀牢人步入文明时代的鲜明标志。因为编钟对青铜铸造技术要求甚高，而特定的乐音又对每件编钟的形制、大小、高低、厚薄及合金配比等有着特殊的规定性，稍有差迟都将影响其音频、音质和音响效果。编钟的大量出现，表明哀牢人不仅掌握了较高的铸造工艺，而且还懂得了一定的乐理知识，并在测音、试音及演奏上也有了相当水平。

　　东汉末期，中原群雄并起，有的拥兵自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的招贤纳士，占州郡以待良时……“问鼎中原”，成了乱世英雄们“挡不住的诱惑”。这时节，地处西南极边的保山虽仍为“天下第二大郡”的郡治，但由于皇权旁落，内战犹酣，基本上成了个无人管顾的“自治”地方，因而比起烽烟叠起的内地来说，可谓一方世外挑源。直到天下三分之局确立之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蜀汉章武三年(亦即建兴元年，223年)夏，昭烈帝刘备病逝，益州郡豪门雍闿乘机叛蜀，并先杀益州太守而后又将其控制下的蜀郡太守押送东吴以为见面之礼，“求附于吴”(《资治通鉴》)。于是东吴“大帝”孙权便给他开了张空头支票：“遥封’，其为并不属东吴所辖的永昌郡“太守”。而雍闿例也当了真似的，竟拿着鸡毛当令箭，欲往永昌走马上任。 其时，永昌郡太守易人，前任已去，新官末到，郡守之职暂由功曹吕凯及府丞王伉代行。二人得悉雍闿叛行，齐心协力，积极动员和组织郡内军民厉兵秣马，并派出精锐之旅扼守辖域要塞，以待来敌，从而使得“闿不能进”，其“永昌太守’’之梦也就只好化为泡影。

　　吕凯，宇季乎，永昌不韦(今保山市金鸡乡)人，秦相吕不韦后裔——吕不韦擅权获罪之时，秦始皇迁其亲族子弟至四川以代之受过，汉武帝拓边置县，复迁吕氏后裔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故以“不韦”作为县名，意在“彰其先人恶”(《华阳国志》)。至三国时代，吕氏已成为永昌郡中的豪门大姓，吕凯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济世之才。而当时剧烈动荡的政治风云尤其是雍闿叛蜀这一突发事件则正好为吕凯一展雄才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雍闿强取郡权图谋受阻，于是改变策略，屡次“移檄永昌”，企图煽动吕凯审时附势，另攀高技。吕凯不为所动，为绝其念，他临池挥毫，昂然复函曰： 天降丧乱，奸雄乘衅，天下切齿，万国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脑涂地，以除国难。 伏维将军世受汉恩，以为当躬聚党众，率先启行，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 何期臣仆吴越，背本就末乎?……将军不睹盛衰之纪，成败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灭冰泮，将何所依附?……若能翻然改图，易迹更步，古人不难追，鄙土何足宰哉!盖闻楚国不恭，齐恒 是责；夫差僭号，晋人不长。况臣于非主，谁肯归之邪?窃惟古义，臣无越境之交，是以前后有来 无往。重承告示，发愤忘食，故略陈所怀，惟将军察焉。 ——这，便是颇为后世推重的滇文名篇《答雍阎书》。文风高古，义正辞严，其忠诚不夺之志，凛然难犯之色溢于言表。由于吕凯素来“恩威内著，为郡中所信”(《三国志•吕凯传》)，故能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执忠绝域，十年有余”(诸葛亮表奏后主刘禅语)，并为保境安民立下了卓越功勋。

    蜀治建兴三年(225)，请葛亮率军南征，节节胜利。大军尚在疾进途中，雍闿与其同谋越叛首高定发生火并并为其所杀，南中酋领孟获接过叛旗，继续作乱。武侯“七擒七纵”心战告捷，方知边郡永昌在叛潮汹涌的危境之中竟能始终孤悬汉帜并确保了一方平安，不禁由衷感叹：“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遂十分倚重吕凯，并上奏刘禅，擢吕凯为新置之云南郡太守，封阳迁亭侯；王抗亦封亭侯，为永昌太守。 武侯南征，是云南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他“攻心为上”、抚边恤民的良策的确在边地广布了福泽。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保山民间至今流传着许多有着“确切”遗迹可证的“孔明故事”。不过据史家考证，武侯南征，并末亲莅保山，而诸多有关孔明的遗迹、轶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其真正的“主人翁”不是武侯本人而是他所倚重的阳迁亭侯吕凯。譬如，今保山城南有诸葛营”(又称汉营)、“诸葛堰”(俗称“大海子”)，其实前者极可能便是吕凯当年保境安民的驻军重地；后者则肯定是吕凯为发展生产“帅厉吏民”修筑的水利灌溉工程。再如有文献说，武侯“深入不毛”，曾“命人教打牛以代刀料”，传播先进的耕作技术，这些善举，保山人至今念念不忘，但究其实，亦当为吕氏所为。

    新近考古成果表明，“土地沃腴”、“宜五谷蚕桑”的永昌故地到了蜀汉时期，社会经济十分繁荣——汉庄乡汪官营发现的建于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及其前后的蜀汉古墓群出土的大量陶制冥器：如陶牛、陶狗、陶鸡、陶鸭、陶仓、陶灶等，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了当时保山的社会生活风情：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们衣食足给，安居乐业。这无疑折射着以吕凯为代表的良吏贤臣注重民生、造福一方的政绩，同时也为吕凯的“恩威并著”于乡里作了个最为直观的注脚。

吕凯当了首任云南郡太守后不久，被治下叛乱者所害。由于吕氏深孚民望，其“子孙世为永昌太守”(《蜀世谱》)——晋初。吕凯之子吕祥曾“献光珠五百斤”，官署南夷(晋置行政大区，辖域大体相当东汉时的永昌郡)校尉，并归本郡主政，“持节统兵镇南中”(《华阳国志》)；吕祥之子则于晋元康末年(当为299年)出任永昌太守，适逢世居祖地的闽濮(九隆之族)叛乱，于是被迫将郡治南移千里至永寿(今耿马县境)。自此，永昌(今保山)城便被诸多史书称为“故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