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回顾一下学术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加藤繁教授，十分重视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威廉·詹姆士·艾施莱（William James Ashley）、威廉·康宁翰（William Cunningham）教授等构建的l9世纪历史学派的理论框架，及其历史主义的内外批判方法，采用其广搜博采历史事实，谨慎、正确地积累知识的研究方法．确立了日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7]。历史学派而有的相对主义、有机体思想、把握社会总体的观念、实用国民经济学的主张、对文化及心理要素的关注等理论，全都对加藤繁教授的研究方面的框架构想留下深刻影响。例如，他指出中国这一空间单位的广大与差异、进化与中断停滞周期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社会要素的重要性[8]。但加藤繁教授的基本观点（态度）倒不如说是彻底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总括而言，不外乎经数次的实地调查体验及对相关文献的广泛搜集而得知识的归纳，再追溯到明末、唐末至朱（乃至先秦末），抓住社会制度的变化，又将这种展望进行普遍史意义上的比较，联系单线发展说作出解释，这种一贯的研究方法比较消极。

　　这种历史主义仅止于历史派经济学的静态直观研究法，招致后来来自历史学家方面的历史批判，以及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方法论的批判。它与马克斯·韦伯的史观中总体史的单系因果发展论全不相容。与此相关，围绕同一学说的不同作用问题，在日本的汉学界也确实存在．研究者中的许多人牵强附会追求新鲜课题，热衷于关于中国史的“近代性”，或近代的起源勘定等方面的问题，不管是否采用马克斯·韦伯的宏观进化模式，都把思考框架构建的着重点置于阶段进化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研究方法致力于发掘影响全国发展水平的中国各时期的内在发展史的基本事实，并对这些基本事实进行分析，进行必要的概念化、抽象化，从而得出中国社会的历史步伐决非停滞不前的结论。一系列明显成长的样本确实存在，伊懋可[9]、罗威廉[10]、杰弗里·巴拉克劳格[11]各位教授的论著中也明确谈到这些观点，他们的论述为究明上述论点作出了贡献。

　　关于近代的起源问题，为力求时代划分的准确，在内在发展的动态及其各阶段的划分两者的相互关连性问题上，尚须进行详尽而穷根究底的考察：对以农业立国的封建王朝政权（agrarian regime）的社会制度，即关于其土地所有制、财产制度（所有、让渡、转移）、农业劳动的形态、身份制度及秩序、村落基层秩序的性质和变迁等方面进行考察。此外，还有国家与社会的相关涉的问题，无论是关于君主独裁制度基本框架导致政府内部权力分配及其变化（克服贵族制的独裁制）的研究水平，还是以亚洲专制制度与共同体为参照的社会组织的研究，抑或是超越阶级关系的身份制专制机构的研究，还有探究行政力的渗透（bureaucratization）与社会的成长（Secularization）相关性的研究，均成为涉及深层次迫切需要洞察的课题。还有就是关于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史上，比较明显的商业集约产生于宋代、明末和l9世纪后半期。探索这些划时代时期，就其商业资本集约的规模和性质如何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勘定产业资本主义萌芽肇始于哪里，其前提条件及阻碍其发展的原因又何在等一系列问题，其论述和讨论尚有待于深化。

　　正如罗威廉教授[12]正确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今日新社会史学的不断质问下，我们也能共同拥有关于中国史各时代的实质性的基础知识体系；对于社会结构的长期波动和变迁的涯略洞若观火的展望也成为可能，而之所以能兼具有效分析方面的多种概念、模式、基本框架，不言面喻，这从作为先行的历史主义的分析研究方面获益甚多。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在近年的历史意识指导下广为流行的对象领域，以及按照正在被改善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重新认识中国总体史的情形下，学者们必须认识到：目前离期望的知识水平的目标相距甚远，离理应填补的事实上、手法上的空白犹有莫大的距离。早自1950年代起，杜熙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就反复强调，要从只关心中央或全国性的社会制度知识方面的研究中迈出新的一步，重视对地方社会的日常性现象的发掘研究，这一点十分重要，也颇具必要性。[13]杜熙德教授还作出了这样直率的判断：即使是对像唐宋时代这样较早出现社会剧变的划时代时期的勘定，理所当然尚且还有相当普遍的细部实证的领域有待开拓，更遑论其他时代。如将今日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达到的水准，与西欧史研究的水平相比，恰相当于百年前弗里德里克·西波姆（Frederic Seebohm）教授（1833-1912年）的名著《英国的乡村共同体》（The English Village Comnunity，1883）和保罗·加夫里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Paul Gavrilovitch Vinogradoph）教授（1854-1925年）的力著《英国的农奴》（Villeinage in England，1892）这样的水准。[14]笔者推测杜熙德教授所想述及的含意是：近百年来，在西欧社会经济研究中所确立的地域史研究方法的框架、人口史研究、家族复原、农村社会全面真相复原等研究领域中，西欧所控制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与中国史研究的水平有着明显的差距和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