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在移民史和边境运动的解析方面，一旦自觉意识到上述基本的标识间的要素关联，其史料密度就更为详密。无论社会的整合还是地域差异问题，更为纷繁复杂的是明清的状况，其特定化地域详定进化系列的研究尚有待继续深入。李伯重[补1]、滨岛敦俊[44]、川胜守[45]、森正夫[46]诸位教授的江南税制、土地占有及水利方面的集中而缜密的研究成果就是上述研究的具体例证。滨岛敦俊教授围绕与水利田的生产要素相关联的时间系列的推移，提示了田头制（业食佃力）至照田派役（分圩结甲）这一体系的转化，是颇具启示意义的成果。李伯重教授关于唐宋以来江南农业的劳动集约研究指出．约从l6世纪之际开始。农业资本投入的比重转向增加。

　　历史研究并非只是限于对其单纯按时代横切面的研究。从社会的纵向、横向层面进行综合研究，采用类似于“断层摄影”还原的手法，由此来看，则社会流动分析的视角颇为有用。无论人口的边境运动还是城市化进程，均可以说是地理意义上的人口社会流动。如在形成社会层次的断面上，即上下垂直及左右水平方向的人口流动率有可能测定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对该社会的柔结构（fluidity）、整合的水准进行推量。但罗友枝教授等进行的诸如关于识字率、大众教育、大众文化的研究[47]，却限于无法深入于各个时代的断代研究，囿于只有官方资料范畴内的大众模式的社会流动情况，给直接推论其现状带来一定的困难。顺便说一下，李弘祺教授[48]考察了宋代的初等教育，认为其识字的进化水平还不太高。

　　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以知识分子的社会移动为研究对象。这是何炳棣教授在1950年代充分参考明清时期的进士同年录（记载同榜及第者的籍贯、姓名、年龄、及第排名位次、上辈三代的宦历、及第资格等的一览表）、一部分地区的举人同年录，以及利用地方志、传记、宗谱、社会小说等提供的资料所取得的业绩[49]，时至今日犹不失为新鲜的研究成果。与流行之说相反，何教授的结论是：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流动性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无论是在阶级、社会形成层次、文化层面，还是在其预料的统治与被统治、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置状态中，形成了二分法以上的复合流动的模式。

　　关于宋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流动性问题，日本汉学家的见解是：多数从“克服贵族世袭制的君主专制独裁制”这一观点出发，主张流动性的相对水平较高，国际汉学界也已有不少持相同见解者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但微观细部还存在不同的见解。以现存两件宋代同年录（登科录）作为核心史料使用的周藤吉之[50]、小爱德华·克拉基（Edward Kracke）教授[51]分别据不同的立论背景材料揭示了如下的事实：占进士总数中的近一半的人，是其先祖并无宦历的新人（周藤教授称之为新兴地主阶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从人口边境移动的重点区域（东南地区）出身者居多的倾向。约翰·查菲教授承续这一推定成果而扩展视野，对无出身、恩荫杂流（胥吏）、国子监生、补试、别头试等各种各样出仕的途径，以及关于举人的统计资料考察，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再作深入品昧。他撰写的近著[52]归纳为以下结论：尽管北宋末至南宋，死灰复燃的世袭特权措施开始兴起，尤其是对科举的真正价值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北宋政权的制度纲纪仍得以维持，统治层的新旧交替水平明显比宋以前有所提高，特别是东南社会流动性的频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