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但是，即使功名是凭个人的才华和努力才获取的，一亿人口也决非单个的一亿个个人的集合，无论是在家族、大家族、大宗族的组织中，还是在地缘的组织体系中，抑或在各种各样社会层面构成的阶梯状等级排序的体系中，每个人均是被精心地编组在其体系之中的。在公开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下，财富和权力固然无法直接换取功名，但如用地方社会底层的目光来看的话，人才也是资源的形态之一，所以期望其产生投入产出效应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家族、宗族、近邻等地域组织体系的范畴内，对有希望脱颖而出的人才进行评价、挑选，给予各种有形无形的支援（如义庄、族产、贡士庄、义学、乡学、饯别、荐举、会馆公所、移居城市、移民京畿等）与便利[60]，成功者的威信直接影响家族、支房，乃至可以报本归宗．构建更为广泛庞大的宗族组织体。宋代府州的解额和明清时期各省解额的设定，使竞争机会的空间差异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人口的稠密（一定意义上体现财富的集中）与城市化的高水准，对于固定不变的科举成功率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在科举制度下，士作为全国功名持有者，一律拥有政治上的发言权，此原则昭示天下，显而易见。而作为科举对策应运而生的迁徙战略，则适应时代状况，从家族、宗族波及乡帮，与社会组织体系密切结台，甚至发挥着导向功能，不用说这也是理所当然[61]。即使是在这方面，对空间组织及其差异观念的观察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就空间差异作为立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而言，在产业史、商业史、交通史的研究领域就更为明显。产业史、商业史及交通史研究的开拓为时未久，加藤繁先生着手开创后，详细发掘、博搜旁采有关资料。真正使达一研究领域呈现繁荣局面的，是藤井宏[62]、西嶋定生[63]、佐藤武敏[64]、佐伯富[65]、周藤吉之[66]、青山定雄[67]、星斌夫[68]、波多野善大[69]等前贤的业绩。另一方面，据傅衣凌、严中平、彭泽益、吴承明教授等许多中国学者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近的研究，详考至为可观的档案提供的事实，同时使抽象概括和解释的水准大为提高，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70]。笔者也姑且附其骥尾对于宋代若干产业和异地商业交易乃至城市化进程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

　　在宋代、16世纪、19世纪之际，各个时期异地交易的规模与集约水平不断扩大，随之而起的不仅是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的扩张与改善，而且还有需求与流通的市场要素的改善和扩张。近年来，方家的意见对上述这些认识颇相一致。但另一方面，对真正的商业革命产生于什么时点则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和结论。总之，在技术要素（交通、商业、金融、基础产业技术）、市场要素（商业大都会批发组织、金融组织的发达及异地商业城市与县、镇、乡地方市场的连锁制）、区域、地方资源的特产化与国内、海外贸易的连环衔接等各个方面，宋代商业的性质和规模，与前此一千年时期的商业相比，则全都悬殊天隔，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如以16世纪以后的状况与宋代商业相比较，则被认为尚存在相当的差距。表示异地商业固定化的会馆、公所（同乡团体设施）的分布．尽管何炳棣教授仅利用方志进行统计，清末的北京已达到400余处（其中华北7省籍者99处，华中、华南8省籍者214处，西南4省籍者24处）；据其他有关60余个省会城市、府州、县镇的现存资料统计，可以确认这类会馆、公所存在700余处[71]。市镇的分布密度，也如本书后篇宁波的事例所揭示的那样，如以公元1227、1560、1730、1900、1930年度时间系列推测其分布状况，则其建构俱全、内容充实的状况判然可见；在明末至清代的江南市镇中，特色商品的专营化进一步细化，另一方面则是集市日间隔期的缩短，再就是商店的专营化有所进展。[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