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与人口史尤其是向边境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的研究方面，加藤繁教授早就设定宋代全国、各路、各府州县这样三个不同层次的地域范畴，经处理统计数据而推定其计量方而的动态趋向[29]。继续进行这类人口研究的成果有青山定雄教授《关于隋唐宋三代户数的地域考察》(1936年)[30]，此文以公元606年、742年、1080年各统计年度全国规模户数的计量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就约略近5个世纪期间人口的时空流动的方向性，推测了其概略趋势。青山教授也在这项研究中揭示了全国、区域、地方三个层面上人口变动的时间系列、空间分布方面的动态差异及其相关性，并加以诠释。青山教授特别注重唐宋间南进型的边境移民运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所以与“开发前线”的人口迁移与全国水准的规模性增加相关的纵观整合模式便不难理解。另一方面，人口的地理流动并不显示单纯南下同心圆式的波状轨迹；犬牙交错，屈曲迂回，越地迁徙、向边境集约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伴随着较大差异的人口流动成为明显的倾向。

　　近年来，约翰·杜兰德（John D.Durand）[31]、郝若贝[32]、贾永吉[33]、刘翠溶[34]等诸位教授[35]用人口学的方法进行再分析，推定11世纪中国人口增加到1亿～1．2亿的规模，全国范围的人口增长率确有较大上升。但如用全国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的观点推测，不仅清代约为0.7％～0.8％，明代也只有0.4％～0.5％的水平，因此估计实际人口年增长率仅相当于0.2％～0.4％，这是近代以前性质的规模，历史学家的估计稍有夸张之嫌。与此相反，全国水准的变动，因空间范围巨大，也就是由于内陆移民区中的空白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向边境的大规模移民这两种因素相互抵消，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把注意的焦点从全国移向区域、地方两个层面时，我们对人口局部变动的复杂动向就有明白而实在的认识。这种容后细述的区域、地方人口流动规模的状况，尽管大致沿着全国的动向，但其相对独立的上升、静止、下降、上升的周期循环的规律，应该是可以被探知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