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历史起源

而到了武王时，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骤至。群公尽惧，惟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 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分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正是因为如此，“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可见太公望的被封，主要原因在于“谋计为多”、“谋居多”，也即主要在于功劳与贡献。那么，他在受封于齐之后，在齐国推行“尊贤上功”的基本国策，也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姜姓的太公望是以外戚姻亲兼功臣的身份而受封的，这也会使他对封国的感觉与周公旦不同。这是因为，周天子分封、管辖的诸侯方国，属于周王朝统一的政权机构和系统，自身不具备完整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样，他们还必须以臣僚的身份为周王室服务。上文已经提到，太公望姜尚辅佐文王、武王，就是这样。

《史记?楚世家》载“楚子熊绎与鲁国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也都是这样。在《尚书?顾命》中，还记载了周成王死后齐侯吕伋奉命带领二千戈、虎贲百人迎太子钊即位(是为周康王)的事，更说明了这种臣僚地位。虽然同属臣僚，同姓与异性毕竟又有亲疏之别，太公望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

另外，齐国的国君虽然被称作“公”，如太公望、丁公吕伋，但这只是一种尊称而不是爵位，正如“伯”指同辈兄长、“子”指晚辈、“男”指相对于女、“侯”指斥侯那样，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所以“丁公吕伋”有时也被称作“齐侯吕伋”。再者，周王朝还实行“诸监”制，即由中央派出诸监，监视各诸侯方国，齐国当然也要被置于诸监的监视之下。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这里的纪侯可能就是负责监视齐国的诸监，他对周夷王讲了不利于齐哀公的话，齐哀公就被烹杀了。对于齐国所处的这样的社会地位，太公望不会是不清楚的，所以他要站稳脚跟，就不能依赖像鲁国那样的“亲亲上恩”，而必须依靠“尊贤尚功”。

与“尊贤上功”相联系，太公望还实行了“因俗简礼”的方针。《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看来这是从当地“商工”“渔盐”的实际情况出发的。齐地原属东夷，当地人很多以商工渔盐为业，与西部以农为主业有所不同，随之，在礼俗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不如西部人那样看重礼数，这样，“因其俗，简其礼”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果然，由于这项政策对路，齐国便很快发展起来。

《齐太公世家》接着这样写道：“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这说明“尊贤上功”、“因俗简礼”的治国之策是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效的。

《汉书?地理志》亦云：“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从后来在齐国这种文化的陶冶之下出现的许多人物，如管仲、晏婴、孙武、孙膑等人看，他们的确称得上“足智”，但是由于这种文化也以“矜功名”为特征，所以要做到真正的“舒缓阔达”却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