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历史起源

齐鲁地区的齐文化和鲁文化，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三、齐鲁初封时期各自的主流文化意识

《左传?定公四年》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这就是所谓的“封土建侯”的周初封建。当时，被封于齐的是太公望姜尚，被封于鲁的是周公旦。乍看起来，两者的地位相当、作用相同，封地也相近，似乎区别不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主流文化意识肯定会有所不同。正如《吕氏春秋?长见》所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 周公旦曰：‘亲亲上恩。’”

鲁国的主流文化意识是“亲亲上恩”，这与其始封国君周公旦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史记?鲁周公世家》关于周公旦的记载：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

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 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骄国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以上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他和周王室是同一个血统的至亲骨肉;第二，周公旦被封于鲁之后，“不就封，留佐武王”，也说明他一直掌握着周王室的大权，以维护周王室为己任。可以认为，这些正是他形成并确立“亲亲上恩”的鲁国主流文化意识的社会和思想基础。而所谓“亲亲上恩”，无非就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治理国家的的总纲。

与鲁国的“亲亲上恩”不同，齐国的主流文化意识是“尊贤上功”。这也可以从其始封国君太公望那里得到最好的解释。

太公望虽然同样是周王室重臣，却不同于周公旦。首先，关于太公望的出身，《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记载了三种说法。

其一，“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尝贫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