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历史起源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予以格外的关注，这就是在关于蚩尤的传说之中已经强烈地透露出了传说时代早期民族之间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信息。在这里，不管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还是(而且尤其是)黄帝“使”蚩尤“主兵”，都无疑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就文化学而言，民族之间的所有往来(包括战争在内)都具有文化交流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来居于西部的轩辕氏族团先是战胜了炎帝，然后又来到了东夷人所在的东部;在征服了蚩尤之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此时的黄帝，已经可以“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了。

这不正显示了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吗?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有关虞舜等人的记载中看得更为清楚：帝尧重用虞舜并最终把天子的地位禅让给他，论出身则帝尧属于黄帝族团而虞舜属于东夷族团;同样，帝舜任用的众多臣子也都是出身于不同的族团，他最终把天子位禅让给夏禹也是如此。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司马迁所谓的“异其国号”当包括民族族团的差异在内;就是这样，不同民族族团通过冲突最终融合起来，先是实现了“炎”“黄”的融合，后来又实现了“华”“夏”的融合，这就是中华早期民族融合的文化史。

二、夏商周三代与齐鲁文化的形成

我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是齐鲁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为齐鲁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必需的文化背景，更提供了必需的文化动因。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如此。如果与过去的民族族团之间的文化冲突、文化融合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文化指向性更加集中、更加鲜明，也许不能不是十分重要的特点。

上文已经提到，东夷族团虽然已经部分地融入了华夏族团之中，但是仍然有相当的一部分没有融合进去。这样，两者之间的冲突就仍然难以避免。夏朝立国之后，虽然其统治中心在西部，但是就有关历史记载看，其活动却多在东夷族团所在的地域之内，也即多为夷夏之间的争斗。

如《左传?襄公四年》就记下了夏初第二代君主太康即位不久，东夷人后羿(非尧时之后羿)就聚众反抗，“因夏民而代夏政”，夺取了夏后氏的政权。这就迫使夏王朝不得不把政治斗争的重心移到泰山一带，建立了许多的夏后氏姒姓国，辅以许多已加入夏后集团的异姓国，区域几乎遍布今山东各地以及今河南的部分地区。

这场争斗一直延续了数十年，到少康中兴之后，才一方面对东夷人大动干戈，另一方面为避开东夷之锋锐而将政治中心移到了中原地区。这说明夏代的夷夏矛盾还是相当突出、关系还是相当紧张，民族之间较深的文化融合尚须时日。

到了商代依然是这样。商朝的当政集团是商族。尽管有人认为商族以鸟为图腾(据《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本来就属于东夷，而且也曾经迁都于奄(今属山东省曲阜市)，但是就商代的历史看，商夷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始终非常厉害，未见有多少融合的迹象。